总论：宗教与文化交流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就传入文化而言，以宗教文化所占比重最大。目前世界信众最广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沿丝绸之路（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逐渐适应了本土文化，与之相融合、变异后形成中国化，并进一步向周边国家地区再传播。

所谓宗教，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是人类对于不可知或知之不深的周围世界、社会生活的一种虚幻反映与见解，故尔它属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属人类思想文化的构成部分。追溯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出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先民对不可战胜和控制的自然现象产生种种神秘之感。最早在氏族社会，曾流行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原始社会人认为与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例如有些草原游牧民族以狼为图腾)，祖先崇拜等宗教形式，就是基于原始人类相信万物有“灵”，贡奉某种动、植物或自然物为神，加以崇拜。在氏族制度瓦解和部落形成时期，氏族神演变为部落神，但它们既不统一，也无超出本氏族、部落的权威，并随部落衰亡而销声匿迹。进入阶级社会，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与专制君主的出现，天上也相应出现了至高无上、统御一切、无所不能的神。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10月18日)》见马恩全集卷27，页65)这些具有统一神的宗教在某个古代国家或地区产生之后，随着各个国家、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交往的日益频繁而不断扩大传播与影响，逐渐形成了分布广，信徒多的世界性宗教，即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三大宗教。从公元前后到明代它们都先后主要是沿着陆海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包括从中亚地区产生并东传的两小宗教：祆教、摩尼教)，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初传、滋长、改造、演变、盛衰发展和继续外传的过程。而生长于中国本土的儒学和道教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对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发生过传播与影响。这是一对十分漫长而又复杂的文化双向传播过程，其中既有外来文化的渗透力，亦有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更有不同文化相互影响，作用和融合的必然性。所以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关系，不可不重视对宗教文化的研究。而世界性宗教的形成和发展，从各地区、国家之间大范围看，本身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化交流史，从一地区一国范围看，又是外来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互取长补短，求同去异，从初传时形式上依附，到内容上发生冲突，最后经过调整、改造，走向了融合。这其中含有广阔深邃的内容与思想。求其真象与规律，不但有助于研究中外文化之交流，亦有助于研究我国政治制度史和思想文化发展史。

本系列讲座中，我们不在三大宗教自身的教义、教理、教规上多讲，而是注重它们对中国的传播路径、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改造与结合，一方面探究宗教文化正面的传播与交流在丝路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另一方面辨析当今社会上有一股势力披着宗教的外衣，制造歪理邪说，蛊惑民众，危害个人、家庭与社会，我们必须认清其本质和目的，远离、抵制和清除社会肌体上的这些毒瘤

【佛教】

一、概说佛教的基本情况：佛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通过丝绸之路陆海两路输入我国，影响颇大，从中外思想文化交流方面看，内容也最为丰富，所以我们首先介绍它。

佛教于公元前6--5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其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5--483)略早于我国春秋时期的孔子(前551--479)，实为同时代人。据说他是古印度北部加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南部)释迦族净饭王的儿子，幼时受婆罗门教育，29岁时(一说19岁)，有感人世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又对当时传统的婆罗门教不满(婆罗门教以《吠陀》为经典，认为社会上的四大种姓都是梵天生出来的，“梵天”口里生出婆罗门[祭司]，肩上生出刹帝利[武士]，肚脐生出吠舍[农民、手工业者与商人]，脚下生出首陀罗[奴隶和雇工]等。而反婆罗门教的各种派别，统称“沙门”，各沙门的观点、学说可以不同，但在反对婆罗门教特权统治上是一致的。佛教就是当时沙门思潮的一种)于是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至35岁时“大彻大悟”(得到生命和死亡的真理启示)，终于“悟道成佛”。佛，梵文意为“觉悟”，汉译音为“佛陀”。此后40年一直在印度中、北部进行传教，奠定了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80岁时涅槃，后被信徒们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贤者”，圣人。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圣谛”，“十二因缘”，“八正道”。“四圣谛”----苦、集、灭、道，核心是宣扬整个世界与人生为无边苦海，苦谛就是讲这种种的苦，有三苦、八苦之说；集谛亦称“习谛”，是探究诸苦原因，不外“无明”(愚昧，不明佛理)和“渴爱”所引起的贪欲，即佛教所谓的“业”与“惑”造成生死轮回；灭谛，是要断灭造成诸苦的原因，超脱生死轮回，达到无苦“涅槃”之佛教最高理想境界；道谛是指导信徒解脱苦、集，达到出世“涅槃”寂静的理论说教和修习方法。“十二因缘”又称“十二缘生”，是苦、集二谛的延伸，主要是分析苦因和论述三世轮回。八正道是道谛的发挥，具体指出八种解脱诸苦，绝断轮回，达到“涅槃”境界的途径方法，八正道也喻为“八船”或“八筏”。

这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在其后发展中曾被概括为三条不能移易的根本义理，称作“三法印”，即[1]诸行无常[2]诸法无我[3]涅槃寂静。此三条为辨别经籍真伪的标准，有如印鉴之用，凡符合者就是佛说的法，不符合者一律判为“外道”。

佛教经籍十分庞杂浩繁，统称三藏(经、律、论)，是佛陀死后经过多次会诵编纂，长期辩论研讨逐渐形成。据说曾有过四次“大结集”(集会讨论，结成佛典)。结集后用巴利语写成的佛典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称南传佛教，亦称“南传上座部”佛教；梵语佛典传入尼泊尔以北西域诸国，再继续东传进入中国内地、西藏以及朝鲜、日本等地，为北传佛教。

随着社会变迁，佛教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分裂。约在公元前4世纪佛教徒中出现第一次大分裂，出现尊崇传统、保守旧规的上座部和较为进取，提倡改革的大众部，此后分裂延续下去，且愈演愈烈。至公元1世纪形成了大乘佛教。“乘”指“舟船”、“乘载”、“道路”。后期佛教自称为“大乘”，即“大道”、“大业”，把部派佛教贬为小乘，谓之“小道”、“小业”。大、小乘在教义理论，对佛祖的理解，以及修持方法上各有不同。小乘偏重于通过长期出家苦修求证阿罗汉果，得以自我解脱。大乘主张应以证得佛果为目的，至少可先做佛的候补者--菩萨(求大觉之人)，以上求菩提(成道)，下化众生，既求自我解脱，又能“普渡众生”。7世纪以后，佛教进入它在印度的最后时期，即密教时期，并于8世纪初在印度佛教中取得主导地位。密教是大乘佛教、婆罗门教和印度地方民间信仰的混合产物，其形成与流传说明佛教原有说教已不适应印度社会的发展。公元12、3世纪，中亚伊斯兰教诸王侵入印度，对佛教徒和寺院采取镇压政策，使佛教在印度遭到灭顶之灾。印度近代佛教的复兴是19世纪后半期重新由锡兰（斯里兰卡）传入。

二、佛教经过丝绸之路初传进入中国

佛教约在公元1世纪两汉交替时期逐渐从印度通过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关于佛教传入我国的具体时间或曰标志事件，长期以来有两种主要意见：

[1]西汉哀帝佛教传入说。据史载，公元前3世纪，佛教逐渐向北传播到印度西北地区、大夏、安息，并沿丝路向西域各国流传。其中大月氏国于公元前2世纪末移居大夏，很快就接受了当地风俗文化，包括盛行佛教。所以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由大月氏王命其来华使者口授佛经是很有可能的。而口授亦附合当时佛教的传统作法。

 [2]东汉明帝永平佛教传入说。 关于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的说法流传甚久，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之始，得到多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和一些史学家的公认。汉明帝感梦求法一事，见史载：“昔孝明皇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太史)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并展开了一系列的佛事活动，不过它应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而不是之始，

除以上两说外，还有认为在西汉哀帝以前的长时期里，佛教就已传入我国。如“三代以前已知佛教”；“周代已传入佛教”；“孔子已知佛教”；“战国末年传入佛教”；“中国在先秦曾有阿育王寺”；“秦始皇时有外国僧人来华”；“汉武帝已知佛教”等等说法，但理由都不够充分，学界还是多主张西汉末年哀帝传入说。

二、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

两汉交替之际，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初踏汉地，主要是在皇族和上层贵族中有所扩散，在民间影响不大。屈指可数的少量佛寺主要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侣和商人们参拜用。法律上亦不允许汉人出家为僧。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有自己固有的上层建筑。两汉之际，儒学定于一尊，被称为道术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也倍受推崇，广为流行。当时佛儒两家思想格格不入，而佛道表面上都讲“清虚”(清虚无为，静心去欲)，二者有相通之处。于是道术充当了佛学的保护伞。当时的人们把佛教理解为黄老之学，神仙方术中的一种。“佛”被认为是神仙，佛经的译本也自称“佛道”，其内容均似黄老神仙家言。所以佛教在东汉，是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道术而存在，作为道术的一种而传播，是涂着深重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色彩的佛学。所以从两汉至三国初传佛教与黄老之学相依附的情况中可以看到，一种外来文化的输入和传播、流行，必须适合传入国家的具体国情，必须排除原固有文化的抗拒，而迎合、依附，进而与之合流，而后才有可能存在、发展，产生作用。

“魏晋天下多故”。由于连绵不断的割据混战及汉末农民起义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随之发生改变，表现在学说理论上，汉代正统儒学经学的统治地位日益削弱，逐渐为玄学所替代。玄学是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大力提倡的唯心主义学说，其理论特色在于用老庄的思想去诠释儒家的《易经》和《论语》，从而在儒、道两家学说的综合中去探求保持儒家道德标准的新形式。此时佛教大若学不仅有一套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迎合名士望族的玄学兴趣，而且具备另一套因果报应等粗俗教义，可以麻痹在现实世界受尽苦难的劳动人民，因此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关心，提高了政治地位。译经剧增，名僧辈出(如法显、鸠摩罗什等)同时，大乘般若学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方开始大规模流传。南北朝时期，佛教已被门阀士族视为有力的统治工具，不仅在理论上更具独立的特色，而且逐渐形成相当独立的寺院经济。寺院拥有大量土地，通过出租或役使依附寺院的农民，经营商业，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从而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挤进了中国地主阶级的行列。总之，魏晋时期，佛教通过与儒道混合体的玄学结合，至南北朝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中国扎下了根，并开始在思想和经济上发生影响，从而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创造了条件。

隋唐帝国的建立，在中国封建社会实现了第二次大一统的局面，国力雄厚，文化繁荣，而传入佛教也进入了在中国的鼎盛时期。此时中国佛教的特点是：完成对以前各种佛说的总结与概括；自成体系的僧团纷然蔚起，规模庞大的教派先后涌现，如天台宗、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以及流行于西藏、青海、蒙古等地的藏传佛教等。从而使传入的佛教，建立起宗派，完成体系，以中国佛教的面貌走向国际，同时也标志着佛教传入后依附于我国传统的儒道等思想的过程已告结束，从此进入佛教独立发生反作用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阶段。

隋唐以后，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随着政治与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国佛教也逐渐由盛而衷，主要表现在，宋明以后，封建统治者在思想领域更加重视儒家的伦理纲常，儒家的地位被尊崇到极，而佛、道两教的宗教理论渗透到儒家的内部，佛教的某些思想为宋明理学所吸取。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要在异乡他邦获得发展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宗派，取决于它和传入国家传统文化结合的程度。历史告诉我们，佛教自两汉之际远涉流沙，传入我国内地，先是依附黄老之学，神仙方术；接着又与老庄道术，玄学清谈合流，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才伴随中国封建社会第二次大一统王朝的重建，独立发展，形成宗派，达到高峰。其标志是寺院以济膨胀，佛教中国化和佛教宗派的繁荣。但佛教的繁荣局面，并不持久，也不巩固，不久就走向下坡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事件破坏了佛教的寺院经济，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们作为僧侣地主的物质基础，在政治力量的干预下，迫使佛教历经宋、元、明、清，逐渐走上衰败。

【基督教】

基督教于公元1世纪中叶，产生于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西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等地，以《旧约全书》(继承犹太教的经典)和《新约全书》为基本经典，称之为《圣经》。信仰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主张原罪说，天堂地狱说等。后经三个世纪的发展，至公元4世纪初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此时罗马帝国的分裂使基督教亦分化为以西部罗马、东部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西两派。罗马主教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成为西派领袖，并逐步形成教皇制。东西两派的公开分裂是在1054年，此后正式形成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公教会(我国通称天主教)和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正教会(也称东正教会)。至16世纪，西部教会内部又发生了反对教皇统治的一系列宗教改革运动，并陆续分化出脱离天主教会的宗派，称为新教(在我国又称基督教)。新教中主要派别有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此外还有浸礼会、长老会、圣公会以及名目繁多的一些其它小教派。

目前据称全世界基督教徒约有九亿五千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近1/4，分布在150个国家和地区。如果说前节提到公元初期传入的佛教是东方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次接触交融，那么唐初传入之基督教则是完完全全的西方文化，是西方的思想文化通过宗教渠道第一次正式传入中国，而且历经唐(景教)、元(也里可温教)、明清(基督教)三度活跃，延续不断近千年，颇具影响，实属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和丝绸之路上值得好好说说的故事。

一、唐、元时期基督教的传入与活动

作为相继传入中国的域外三大宗教，基督教是继佛教之后，伊斯兰教之先，约在我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初唐从西域传入。时人称之为“大秦景教”，简称“大秦教”或“景教”，系基督教的一个较小教派：聂斯托里派。创始人聂斯里(约公元380--451年)428时曾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因提出基督二位二性说，（即认为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未尝合为统一的“本体”，而是神性本体依附于人性本体之上，圣母玛利亚只能是基督的人间之母，而非上帝之母。）违反了基督教“三位一体”，即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乃是“三位”而又“同一实体”的上帝这一正统教义，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今土耳其塞克城以北)召开的宗教公会上被判为“异端”，予以革职流放。嗣后，其追随者逃往波斯，得到波斯王的优礼与保护，约于公元5世纪末在中亚形成独立教派，并经过一百多年的扩展，乘初唐中西交通繁盛之机，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派教士叙利亚人(时称大秦国人)阿罗本数人首来中国传教。初在长安建寺，继尔向各地传播。教会称“景门”，教堂初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或“景寺”。

景教在唐代，自太宗至武宗210年间，基本上是受到统治阶级的礼遇和赞助，致使西方教士来华日增，景教布道出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盛况。然而好景并无一直延续下支。武宗会昌年间崇道废佛时(845)景教亦被波及罹难，与同是由中亚传入的祆教、摩尼教三个外域之教（三夷教），被勒令“三千余人还俗”。于是景教在中原地带的传播便失去了势头。然而景教既已传入，就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灭绝，其影响尤其在王朝政令所不及的西北边远地区，在少数民族中，如蒙古、畏吾儿、吉尔吉斯人中继续存在，并时而有所发展。

关于基督教一支派的景教最早入华以及在唐代盛衰之经过，最初并不为后人明知，直到明末(天启三年，1623)在陕西周至县发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才使这一度泯灭鲜为人知的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播史昭然在示。（该碑为德宗建中二年(781)阴历正月初七，阳历2月4日所立，碑文分序、颂，由景教士景净撰，计1780字，由唐代一流书法家吕秀岩(有人认为即吕洞宾)书，俱汉文正楷，而碑体正面底部及两侧附古叙利亚文教士题名及在教职务。后到19世纪末本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先后在敦煌得到不少古卷子，其中也有唐朝的景教经典，更加佐证了景教碑及其内容的可靠。）

景教于盛唐初期传入中国，是以国家统一、社会渐趋稳定、国力强盛，文化开始繁荣为背景，此时的统治者不仅需要儒家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而且还需要成熟、完备的宗教，包括景教，进一步强化其思想统治。加之唐朝政府与丝路上的大国波斯关系友好和睦，于是波斯三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纷纷派教士来华，而景教传入中国后，除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为其进一步提供思想统治的工具外，客观上也造成西方文化的东渐和东西文化的交融。如景教碑上出现的叙利亚字文刻，是一种外国古文字在我国的初次介绍，后来的回鹘人即采用了这种文字。据史料记载，景教僧及烈曾两次来华，第一次由海路抵广州，与当时商船监督周庆立关系密切，一起“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这无疑是中外技术交流的具体行动。景教徒善医术，杜环《经行记》曾说他们善治眼疾。唐书又记唐明皇长兄患眼病，请僧崇一治愈，陈垣先生认为此人乃景教徒。而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中谈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位英国人在库尔德人(居住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高加索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